在海州的將軍崖岩畫是新石器時代東夷部落的作為,東夷部落慣以石為祭,岩畫是刻在將軍崖下的一塊隆起的巨大原生石以及其下的三塊自然石上。據聞在岩畫北側的山岩上原有一個石棚,在石棚裡的崖壁上有一組“將軍牽馬”的岩刻,“將軍崖”由此得名。如今在現場再也見不到石棚與“將軍牽馬”的岩刻,可見到的岩刻亦也漸漸地在消逝之中,也許已待不到下一個世紀了。能夠有機會在它消失之前目睹其真貌實在是不枉此行。心想:「堅固的岩刻也有消失的一日,何況是人呢!」
圖:《消逝中的符號》攝於海州將軍崖
街上每一個行人都有其在街上的原因,普遍都是為了「趕往目的地」而走到街上,用另一種說法就是向時間與空間挑戰。人的一生似乎就是在克服時空,人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都是受到時空所支配。因為每一個人都在同一時空之中作用,所以人除了要克服時空之外也要克服人為的相互作用。遊戲規則、隣里關係、組織文化、社會秩序、道德標準、經濟體系、政治立場、等等都是人在時空中規劃出來的「避難所」,「避難所」也藉著「不斷地轉變」來逃難。然而,所有的「避難所」都逃不過時空的吞噬。也許當人化為「無」的時候才能夠擺脫時空的掣肘。(註)
有一年多沒有踏足上海,最近因工作關係到上海轉了一天,在晚上經過浦東的時候看見有一座比八十八層高的金茂大厦還要高的大厦,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剛開幕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該中心有一百零一層高,是目前全國最高的大厦。
與畫家前輩談及香港當代藝術家並沒有像國內的當代畫家一樣創出了一條以文革為背景題材的作品路線,那些都是有中國地域性及反影社會現象的作品。當然那些作品的好與不好是另一個問題。在文革期間香港亦經歷了一次暴動,也經歷了政權的移交,然而,當代藝術品並沒有重點地反影這些變革,更是談不上以此為主流題材。不少香港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表面型式都是帶着外國的地域性及別人的社會文化,似乎非要拿他人的根續到自己的腳上不可。在植民地時期,港英式的教育令學童對中國文化缺乏了解,當年的中國近代史課本都是寫到了辛亥革命便止步,之後的百年歷史都是在報章上的左左、右右中了解。在港英時期學童所感染到的西方文化亦十分表面,主要是宗教及一些英國式的小故事,當然也有The Beatles 及 Bee Gees的歌曲,都是英國文化的極少層面。
攝影是光的繪圖,是因為光從被攝物反射後經過鏡頭折射再投到菲林上的銀鹽起的化學變化,潛影經顯影药及定影药將影像記錄在底片上。然而,不少影友都不會親自操作這部分的工作,都是由相機的自動曝光系統及冲曬店代行,這點在現今的數碼攝影年代也是如此。而光繪的另一面就是光線投射在被攝物 (用光)上所做成的視覺效果,這方面暫時還要靠攝影者的操控及抉擇。然而,仍有不少影友輕易地放棄了這一個「主權」,手中雖然拿着一部二十一世紀最頂尖的數碼相機,心內卻仍執着封建年代的任由「命運」主宰的心態,結果將一切成敗歸咎於器材。也許他們在攝影上的最大貢獻就是帶動了攝影業的發展。
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很難掌握,主要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說了便算不上心。在國內最常聽到的一句就是「馬上來」,通常都是聽不到馬蹄聲,也看不見馬影,結果等了半天馬還是沒有上來。追問之下「馬夫」會告訴你:「忘了!」也許是「亡了」不是「忘了」,是「馬夫」的馬亡了。在香港也經常聽到一句「來啦、來啦」(粵音),只聽樓梯響,不見有人來,原來是「離罅」不是「來啦」,就因為離開有條罅,所以來不了。
“問:「什麼叫「不二法門」」?
吃過了「霸道」早飯後便沿着原路往酒店走,不同的是我走在另一邊的行人路上,當然也是反方向了。已接近早上十時了,在路上賣早飯的販子仍然在守候着,彷彿在告訴我在這個週日的城市裡有很多居民還正在睡夢之中呢,因此,路上的行人還是那麼的稀疏。也許這就是「物質現代化」的一種徵象。當我走到一間還未開門的店子前面,這個想法就馬上得到了支持。在店子外面貼出了兩張紅紙,分別為《招工信息》及《出租信息》,這些信息告訴我當地的工資是由800元的雜工到3,000元的駕駛員,而屋租就是由110元的單間到800元的公寓級。雖然當地的工資比香港的為低,然而那裡的房租卻比香港的便宜得多。也就是說當地的「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較香港的高。因此,我相信連雲港的「打工仔」會比香港的「打工仔」生活得愉快,也睡得好。
在臨時規範攤檔的對面街有一間叫「燒大餅」的食店,桌子都擺到街上,食客也有不少。這種經營手法與香港各大小銀行擺放在路邊的「自動櫃員機」讓顧客佔用公共的行人路一樣的霸道。
走出了竹林後,便從公園的南端出口離開。走在街上才發現靠公園的一邊街道被僻為臨時規範攤檔,都是賣鮮肉、蔬果的小販,攤檔都是單一的設計,每個單位面積約為兩米乘一米半,比香港的官方規範露天攤檔面積(4呎x 3呎)大了接近三倍。我選了幾個有點意思的攤檔做記錄,小販們都十分友善地讓我拍照,當我拍完一個賣鮮魚的攤檔後,旁邊也是賣鮮魚的小販對我笑着說:「唏,我的魚不好嗎?幹嗎不為我拍照?」那種氣氛與香港露天市集的有很大分別,拍攝香港的露天市集先要與小販們溝通,才有機會拍下他們的攤檔貨品,假如要把小販的面目也拍下來,就要花一點遊說的工夫了。
在公園的南部有流水、小丘、竹林。走近竹林便傳來了簫声,那簫声並沒有調子,只是一連串的單獨音符而已,想必是一位在努力練習的新手。我慾看新手的廬山真貌,卻在竹林內走了一圈也尋找不到其踪影。莫非新手的輕功了得,跳上了竹杪之上躲藏?尋尋覓覓之間在竹林的一條小徑上發現了十一個數字,數字下方寫着「辦証」二字,在國內的各大小城市都有類似的「作品」在展示,究竟那些人需要辦証?辦的是什麽証?是那個機構發的証?辦証的費用是多少?辦証的手續又是怎樣?...這些問題實在是超越了這《十三個數、字》(圖)的表面型式。心想:「一件上乘的藝術作品能夠帶引觀賞者超越作品表面的型式,深入作者的內心世界,然後了解作者的意圖。然而,眼前的這《十三個數、字》與藝術作品之別又在那裡呢?其實這又回到“藝術可以是什麼”的問題上。」
早上七時左右,太陽已經升得頗高。《蒼梧綠園》裡的人不算多,也許是公園太大的原因吧。大多數的人來到公園的目的就只有兩個:晨運與釣魚,也有少數的人似乎是毫無目的的。我是少數的人卻有我的目的,亦是唯一拿着照相機的人,很明顯地我是一個陌生人,然而,走在公園裡卻沒有引來很多目光,也許當地的人也經常遇到像我這樣的陌生人吧。
每當我到國內的城市旅遊或是幹實事,若有時間的話,我會到當地的人民廣場及書店走走,看看那個城市的人民文化氣息,有機會的話也會走到市中心及平民市集感受當地的消費方式與力度。當然也會到當地的美術館及博物館了解當地的精神修養及歷史源頭。
西方現代藝術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要是沿著法國藝術家杜尚 (Marcel Duchamp1887-1968) 的思想路線發展的。杜尚在1917年送到美國獨立藝術家展覽的作品《噴泉》(註),在2004年英國藝術界舉行的一次評選中,被推選為現代藝術中影響力最大的作品。
中國的帝制時代早在百年前已消散得無踪無影,而世界各國的帝王也都放棄了權力,他們的皇位就只能代表他們謹有的財產與名譽。在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大趨勢之中,帝王只不過是作為資本家體面的一種保正,就像藝術品及文化活動為市儈的資本家幫補一點氣質一樣。認為貴氣與修養可以旁貸的人似乎都是承繼了“王帝的新衣”裏的王室血統。
每逢走過舊區,總是對那些鑲滿了小塊玻璃的鐵窗框着迷,每一個窗框都有個別的性格,外向的、內斂的、開放的、收藏的、整潔的、髒亂的、…往往都包含在同一幅窗架之中。這種充滿了生活矛盾寫照的建築物對我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在文章《希望香港人能還原自身的人情味》內的作品《旁觀者》就是其中的創作例子。在雜亂中有次序,圍欄與旁觀者形成了一種表面的矛盾關係,而字串與旁觀者經歷則表現了內在心理的矛盾關係。這些概念多少都是潛意識地受到了鐵窗框的影響。也許是因為我在童年時也曾在那些鐵窗框內住過吧。
有朋友問:「藝術欣賞是否有其普遍性?」我說:「並沒有。」
“姻緣”是一個頗為浪漫的名詞,然而也是一件極之橫蠻不講理的事,因為「“姻緣”要來的時候,誰也擋不住。」“姻緣”似乎是主動的,而“有緣人”卻是被動的,因此不少人一生都在等待“姻緣”,總以為自己會是“有緣人”。
晚上行人稀少,膽小的朋友在黑夜的街上多少總有點疑神疑鬼的心態。應該是說疑鬼的人比疑神的人多,似乎相信有鬼的人比相信有神的人多,也許是鬼出現的數目比神顯靈的次數為多吧。很多宗教都相信有鬼、鬼魂、魔鬼、幽靈、等等的負面角色,藉此突顯其所信仰的神靈的正氣一面。有朋友問:「神與鬼有什麽關係?是先有神才有鬼呢?還是先有鬼才有神?」相信朋友誤以為我是神鬼專家。我說:「正與負共存才能確保處境的平衡,所以正負是共生共存的,相信鬼神也許都是同樣的道理。當你信鬼多於信神的時候,你的處境便失去了平衡,鬼便真的存在了。反之神便會出現。若兩者皆信或皆不信,則處境平衡,鬼神都消失了。」朋友高興地說:「我就信你好了。」我說:「人是最靠不住的,比信鬼神的風險還要大。」朋友:「...」
今年的國慶日是我第一次在國內度過,也是我第一次在國慶日裡需要工作。這就是資本主義式的「實事實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