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朋友交流創作心得,朋友問:「假如同時有兩件事件要發生:保育活動與荷花展,您會選擇參與那一件?」我答:「我會參與保育活動,與人群在一起比較有意思。」問:「那您不喜歡拍攝荷花?」我答:「以前拍了很多,由荷花到荷花倒影,再到凋謝的荷枝,最後是手繪。」再問:「可以看您拍的荷花嗎?」答:「可以。」(圖)
然而,荷花恰似浮華,亦有其意味。
原稿高於2008年5月31日
Perception of Bendick Leung 梁萬斯 的 閑思
跟朋友交流創作心得,朋友問:「假如同時有兩件事件要發生:保育活動與荷花展,您會選擇參與那一件?」我答:「我會參與保育活動,與人群在一起比較有意思。」問:「那您不喜歡拍攝荷花?」我答:「以前拍了很多,由荷花到荷花倒影,再到凋謝的荷枝,最後是手繪。」再問:「可以看您拍的荷花嗎?」答:「可以。」(圖)
然而,荷花恰似浮華,亦有其意味。
原稿高於2008年5月31日
以下是摘自 State Of The Arts 關於《山門魅影,歷史留痕》攝影展的文章(註):
“寒冷的冬夜,朱德接替剛入伍的小戰士站崗,望著漫天飛雪,心中想到蜀中父老,吟下著名詩句:「儜馬太行側,十月飛雪白,戰士仍衣單,夜夜殺悸賊!」…
半世紀過去,在二零零五年一個深秋的黃昏,正值山楂成熟的季節,香港攝影師梁萬斯來到朱德詩中所述的太行山。那時夕陽西下,斜陽映照著連綿的山巒。在梁的鏡頭下,山石的紋理正好被斜陽勾劃出來;山勢之雄偉陡峭表露無遺。梁為表現出太行山的硬朗氣派和獨特之處,將原本拍下的彩色照轉為黑白照。黑白色調増強了照片的層次感和空間深度,突顯出在深刻有力的山脈輪廓中,錯落有致的石紋。觀此一輯山照的奇景險境,竟有看中國水墨畫的感覺,歷史感雖重仍不失飄逸。
兩年後(2008年),梁在福建漳州寮蔡氐古民居用舊石重組而成的門上體會同樣的歷史感。照片放大後,隱約可見到門上剝落的門神像、毛澤東肖像和文革字句等兩代以上的痕跡,如魅影般沉思著歷史,見證了時代的轉變。梁希望用鏡頭捕捉隱藏在山門的石紋中的歷史遺痕,將「山」和「門」兩種彷彿風馬牛不相干的概念聯繫起來,透過形式表現的手法作層層遞進的現實紀錄。其實,太行「山」的銅牆鐵壁既能擋住當年從東北襲華的日軍,何嘗不是一重「門」呢?”
寫於2008年5月26日
圖:《山門魅影》海報及畫廊現場
畫廊老闆來電,為我安排了一個月的展期,這是他在上環畫廊的壓軸展,之後將遷至中環。我的首次個展也在他的畫廊舉行,當時地點位於中環,那次經驗不僅是機會,更顛覆了我對攝影的舊觀念,從此以「藝術攝影」為創作方向。
此次展覽主題《山門魅影,歷史留痕》,「山」指太行山,「門」則是漳州的古門。
2005年深秋,我隨畫家朋友至河南,三人駕車遊歷太行山。山崖上的山里紅正熟,紅豔奪目,我們隨興至山居友人家用餐,充滿闖蕩江湖的自在。
2008年初,我與攝影前輩及好友參觀福建土樓,在漳州古民居的門上,發現如馬克‧羅斯科畫作的抽象痕跡,那一刻的震撼,更勝土樓之美。
原稿寫於2008年5月29日
我帶著 Bronica EC 6x6 中片幅相機,搭配 Nikkor-D 40mm F4 鏡頭,前往全港海拔最高的廢棄建築群進行拍攝。在駐足期間,分別使用了 Kentmere 400 與樂凱 SHD400 兩種 120 黑白菲林,各拍攝一卷。昨日以樂凱 HB-17 顯影液沖洗成品,影像效果令人滿意。
這片廢棄建築群內已不見當年辦公桌椅的痕跡,僅存斷壁殘垣,在歲月侵蝕中靜默而立。慶幸的是,主體結構依然完整,並無明顯安全隱患,室內空氣也意外地流通清新。拍攝過程中,曾兩次遇見行山旅客在建築外短暫停留,卻無人踏入其中,彷彿這片空間自成一格,與外界的喧囂隔著一道無形的界線。
昨天與好友 Simon 一同前往大帽山,探訪香港海拔最高的廢棄建築群。我們從扶輪公園觀景台出發,來回步行近十公里,攀升高度達 540 公尺。全程耗時約四小時,比預期快了兩小時,步伐輕快而順利。
途中,我們遠眺大埔宏福苑火災的遺址,心情不禁沉重。慈山寺的觀音像靜靜地佇立,在那片寂靜與殘跡之間,觀音的神情彷彿帶著一絲遙遠的冷漠,與腳下的傷痛形成無聲對比。
多謝好友Simon 為我拍攝現場照片。
我在探索鎖羅盆村廢墟時,使用了Aries Automat雙反相機搭配樂凱新一代SHD400黑白120菲林。然而在沖洗菲林時,我發現其技術資料中並未標明使用原廠HB-17顯影液的時間,僅有Kodak Dektol的數據;而Massive Developing Chart上也缺乏這款菲林的沖洗數據。於是,我參考了之前為樂凱新一代SHD100迫沖時所用的時間進行嘗試。結果令人滿意,菲林片基十分平直,易於掃描。在後期處理掃描檔案時,我發現成像效果有些類似於使用紅外線菲林所拍攝的效果。
從書堆中隨手拾起一本《第六屆全國攝影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其中虞若飛在《走出沙龍、走向原野》一文中指出,中國攝影被一個「失去活力的大沙龍」所困,充滿惰性、功利與僵化思維。他將弊端歸納為四點:題材狹窄、風格單一;遠離生活、缺乏真情;心浮氣躁、急功近利;見地淺薄、胸無大志。
而在臺灣,姚瑞中於《臺灣當代攝影新潮流》前言中也批評早期攝影過度依賴被攝物、迷信器材與沙龍體制,導致大眾對攝影的認知停留在工具性與「視網膜愉悅」,整體環境封閉停滯,歸因於當時攝影美學與理論的貧乏。
兩地攝影發展雖受各自文化影響,卻共同面對「攝影沙龍」這一源自十九世紀歐洲的展覽體制問題。它原為推動藝術攝影合法化,後經國際組織規範化,卻逐漸束縛創作活力。
虞若飛主張從個體入手,推動從業餘到專業、從群體到個體、從工匠到文化的意識轉化,並提升人格、理論與藝術境界。姚瑞中則指出,1997年三大攝影美學經典中譯本的引入,推動了臺灣理論思潮與創作系統的革新。如今兩岸理論資源豐富,展覽多元,已逐步走出舊格局。
反觀香港,伍振榮曾形容其攝影文化為「自閉式」,年輕一代缺乏夢想,氛圍中交織著自尊、自信與自卑,前輩仍需獨撐場面。香港攝影的現狀,似乎仍停留在兩岸曾經歷的階段,或許有必要借鑑其發展路徑。
圖:《心障》攝於杭州雷峰塔
原稿發表於2008年5月7日
國畫講究「以形寫神」,而人物的個性,正藏於其神態與神采之中。在拍攝時,面對鏡頭的人物常難以放鬆。經驗是:透過「抓拍」或「偷拍」,能在不打擾的狀態下捕捉真實瞬間;而適當的溝通,則能引導對方流露本性。攝影師的專業形象與個人魅力,正是溝通的基石。
此外,國畫的「置陣佈勢」亦能借鏡。即藉由相關的「事、物、境」來烘托人物性格。此法不僅為照片增添客觀背景與深度,更為觀者開拓了想像的空間。
圖:《驢車上的小孩》攝於新疆高昌故城,圖文以「捕捉真情」為題,曾於2002年12月在《人像攝影》月刊第156期中發表。
寫於200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