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再次走到一年的盡頭,往事如煙,值得回憶的或是還能記住的會有多少?
在腦海裡尋找往事就像是要把多年來貼過的每一張揮春的內容依次地翻讀出來。怎能算得清楚...
只可以說過往的一年是極為波濤洶湧的一年,也是極少創作的一年。
期待明年能夠享受平靜並可專心地創作!
圖:《門神交斑》
Perception of Bendick Leung 梁萬斯 的 閑思
在網上的搜尋欄內打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便搜出了近百頁的清單。其中一篇有關陳毅與兄長陳盂熙及學生們在1919年6月到上海之行的一段回憶頗有啟發性:「……一到外灘,公園門口木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字體赫然在目,真使我們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學主張砸掉木牌,仲弘(即陳毅)說:〝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決的問題。〞」(見《人民的忠誠戰士──緬懷陳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想被外國人侮辱,必先要自強。而自強不就是如李小龍般在電影【精武門】中砸掉人家的木牌便是。要人家尊重自己,必先懂得尊重自己。
小時候,不曉得為什麼華人一定要進入洋人的公園,要玩洋人的玩意,要穿洋服,吃洋餐,喝洋酒...
長大了,才曉得人家的現代文明比我國的古文明要來得先進,要學習人家的思維,以人家之長補自家之短...然而,自家的劣根性不改而去套用人家之長,其後果不見得就會進步。
香港是華洋陋習共冶一爐的地方,在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假日到一些所謂以現代管理手法經營的茶樓酒家「飲茶」,先在門前取篇號紙輪候入座。本來那是一種頗為開明的入座安排,然而,卻經常見到一些「熟客」不需要「取號輪候」,便可大搖大擺地入座。
怎不教人聯想到狗隻的行為呢!
圖:《困著的噴泉》
忙過了一週,終於把【尋找香港攝影文化】專輯第一輯的稿件送交社長手上,本以為可以休筆一段日子,誰知道社長要求我為專輯寫一篇「卷首語」,還是答應了下來。現將「卷首語」原文率先在此發表。
『 計劃出版《尋找香港攝影文化》專輯是去年十一月與社長會面後的結果。當時,社長細心地聆聽我詳述專輯的內容後,隨即便落實了出版《尋找香港攝影文化》專輯的決定,並在當下將籌辦專輯的重任委託與我,要求在一個月內完成初稿,在二零一一年一月發行。社長為攝影文化的貢獻與熱誠由此可見一斑。
當代攝影文化的形勢猶如百川交集、澎湃洶湧,就連在內裡站穩腳步也是一種挑戰,要推動它簡直就是妄想。因此,《尋找香港攝影文化》專輯的籌備工作都是以客觀開放的態度進行,感覺有點像玩激流漂浮,刺激之餘卻又擔心翻艇,一直都是戰戰兢兢地進行,直至提交了初稿給社長之後才鬆了一口氣。
在籌備專輯期間,適逢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了一個名為兩岸四地的【當代攝影發展與現況】研討會,演講嘉賓中有來自國內、臺灣、澳門及香港的學者、攝影家及藝術工作者。研討會中的講者剖析了各方的攝影活動形勢,為籌備專輯事宜提供了參考價值。
國內的當代攝影發展與現況似乎都以社會批判為主流,流露出改革民生的強烈訴求。台灣經歷了從「傳統攝影」轉向「概念攝影」的發展過程後,當代的攝影工作者正在為欠缺展示及發表的空間而煩惱。澳門的攝影文化孕育於開埠之初的外國攝影家的紀錄性作品。然而,發展至今卻仍被庸俗的「沙龍攝影」所壟斷,還是要靠著居澳的外國人來推動攝影的發展。香港則標榜著新一代的學院派,試圖以西方視野探討社會問題。
事實上,年青的學院派只是香港攝影文化的小部分。香港攝影文化的演變與發展有賴每一位使用拍攝器材及觀賞攝影作品的普羅大眾,攝影大師也需要有追隨者才能成主流。
參與第一期專輯的九位作者之中有來自攝影學會的朋友、藝術家、設計師、攝影老師、男的、女的、年長的、年青的、學院派的、業餘的,從每位作者對香港攝影文化的表述與其個人攝影作品看來,不難否認香港攝影文化是多姿多采也是難以捉摸的。
在此謹感謝每一位在攝影文化激流中擊退駭浪的達人!
編輯及藝術顧問
梁萬斯
寫於 冬至 凌晨 』
圖:《最後五分鐘》